十月初的诺贝尔奖周，日本科研界迎来了久违的“关西奇迹”。
大阪大学的坂口志文（Shimon Sakaguchi）因发现“调节性 T 细胞（Regulatory T cells）”在维持免疫耐受中的关键作用，获得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；京都大学的北川进（Susumu Kitagawa）则凭借在“金属—有机框架（MOFs）”领域的开创性研究，摘得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
两项成果一医一理，跨度近乎两个世界——前者揭示了人体免疫系统的“刹车”机制，使自身免疫病与癌症免疫疗法的研究方向彻底改写；后者创造了分子级的“可设计晶格”，让储气、催化、碳捕获成为现实。一个让身体学会克制，一个让材料学会呼吸。
这已是日本科学家连续第28次出现在诺贝尔奖名单中。自2000年以来，日本本土研究机构孕育的获奖成果占亚洲总数的一半以上。提到日本的科研实力，很多人会先想到 “近25年20个诺奖” 的亮眼成绩。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日本的 “诺奖版图” 远比这更完整 —— 截至2025年10月，这个常被讨论 “失去的二十年” 的国家，已经累计拿下 31 个诺贝尔奖，覆盖自然科学、文学、和平等多个领域。与之相比，中国、韩国乃至印度虽然在论文数量与经费规模上节节攀升，却始终难以在诺奖舞台上形成对等的存在感。于是一个老问题又被推上热搜——
为什么亚洲的诺贝尔奖，总是绕不开日本？
若要解释日本在诺贝尔奖上的“慢热式崛起”，时间得倒回到百五十年前的明治维新。那是一个“科学”几乎等同于“西方文明”的年代。为了追赶工业化，日本政府大规模引入欧洲科学教育体系——聘请德国与英国的学者任教，派遣学生远赴柏林、伦敦、巴黎学习化学、医学与工程。
“向西方学习”并非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场国家层面的制度移植。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、东北大学等“帝国大学”体系在这一时期建立，成为日本科学的制度母体。研究与教学在同一机构中并行，这种结构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，但在当时却奠定了日本科学“以大学为中心”的传统。
二十世纪初，日本科学界开始从模仿走向原创。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1935年提出“介子理论”，并在1949年成为首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人。那并非偶然的突破，而是几十年“欧洲式科学训练”在本土开花的结果。
战后，日本的科研道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。随着《旧军需省令》的废止，军工科研被全面解散，国家的科学资源从武器研究转向纯基础科学。美国占领当局鼓励建立民用科研机构，1948年重组的理化学研究所（RIKEN）成为日本基础科学重建的核心象征。它与后来的日本学术振兴会（JSPS）、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（JST）一道，形成了战后日本科研体系的“三极”：国家出资、长期资助、研究自主。
1950年代以后，日本政府将“科学立国”正式写入国家发展战略。从半导体到化学材料，从原子能到免疫学，科研投入逐步稳定化、常态化。1970年代以后，日本科研预算在 GDP 中的比例持续保持在2%以上，高等教育体系也随之扩张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在科研方向上坚持“基础优先”——哪怕短期内看不到经济回报，也要维持稳定的资助。
这一百五十年的路径让日本的科研模式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：
制度的连续性——从明治到令和，科研体制虽经历多次政治变动，却始终保留大学与国家研究所双支柱结构；
研究的长期性——无论政府更替或经济波动，基础科学始终被视为国力的核心象征，而非财政的负担。
如果说历史奠定了日本科研的“时间纵深”，那么制度与文化，则塑造了它的“科研性格”。在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背后，最稳定的关键词不是“天才”，而是“环境”。
日本的科学体系并非以爆发式创新见长，而是以长期耕耘、细节累积与稳定支持著称。这种看似保守的科研结构，恰恰构成了诺奖的温床。
制度上的“稳定性红利”
与许多国家科研体系的“项目导向”不同，日本的科研体制倾向于人导向（PI-based）——即资助随人走，而非随课题走。教授或研究组一旦获得长期经费支持，通常可维持十年以上的研究计划。这意味着科学家不必为下一轮申报疲于奔命，而能将时间投入到难以量化的探索中。
此外，日本的国家科研机构（RIKEN、JST、AIST等）在制度上形成了“学术自治+稳定财政”的独特结构。政府制定战略方向，但不干预研究内容；预算每年更新，但资助计划往往持续十年以上。这使得科研具备一种罕见的时间自由度——可以失败，可以重试，可以等待实验条件成熟。
文化上的“细节崇拜”
制度提供外部稳定，文化则塑造内部逻辑。日本科研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对细节与重复的极端执着。“慎重验证”（再現性）被视为科研的伦理而非形式要求。研究者更愿意十年磨一剑地打磨实验，而不是追求“首发”。
北川进的金属有机框架（MOFs）研究便是典型例证：上世纪90年代末，他与团队在合成实验中不断调整金属节点与有机配体比例，只为让晶体结构实现“可控孔径”。那项看似琐碎的实验，后来成为气体储存与碳捕获技术的基石。
虽然近些年日本社会标榜的工匠精神毁誉参半。但它的确带来一种独特的科研节奏：慢、稳、深。慢，是容忍冗长的验证周期；稳，是对实验可复现性的苛求；深，是在微观问题上不断钻研。它也许缺乏硅谷式的爆发力，却在时间维度上累积出扎实的成果。
国际化与“科学外交”
制度和文化固然重要，但若没有国际学术网络的嵌入，日本科学也难以持续发声。
从战后到今天，日本学者几乎无一例外与欧美实验室保持密切合作。坂口志文在京都大学求学后，曾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；北川进则长期与剑桥、伯克利的研究组开展联合项目。这种“留学—回国—再合作”的路径，成为日本科研的常态。
更重要的是，日本在科研国际化中扮演了“桥梁”角色。它既是亚洲科学的集散地，又是欧美学术体系的稳定伙伴。日本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“国际共同研究项目”政策，通过JST与欧盟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共建合作平台。对外开放使日本科研保持了国际可见度，而诺贝尔奖评审机制本身也更容易识别这种合作成果。
当然，即便日本如今仍在诺奖人数上遥遥领先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：
诺贝尔奖从来不是“当下的奖”，而是“时间的奖”。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长期稳定在70岁左右，这意味着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诞生于三、四十年前。
这些奖项不是偶然的 “爆发”，而是几十年科研积淀的缩影。日本的 31 个诺贝尔奖中，不同领域的分布差异明显，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尤为突出，这也和其长期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直接相关。具体分类如下：
- 物理学奖（12 人）：作为日本诺奖的 “第一大户”，获奖者覆盖了从量子力学到天体物理的多个前沿方向。比如 2008 年小林诚、益川敏英因 “发现对称性破缺的起源” 获奖，2014 年赤崎勇等 3 人因 “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” 获奖，这些成果既推动了基础理论突破，也为半导体、显示技术等产业奠定了基础。
- 化学奖（8 人）：在材料科学、生物化学等领域，日本科学家多次做出开创性贡献。例如 2000 年白川英树因 “发现导电聚合物” 获奖，2018 年吉野彰因 “发明锂离子电池” 获奖，后者直接改变了全球新能源和电子设备的发展格局。
- 生理学或医学奖（6 人）：从免疫机制到细胞研究，日本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积累同样深厚。2016 年大隅良典因 “发现细胞自噬机制” 获奖，2018 年本庶佑因 “发现 PD-1 免疫检查点” 获奖，这些成果为癌症治疗、遗传病研究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。
- 文学奖（3 人）：除了自然科学，日本在文学领域也有不俗表现。1968 年川端康成以《雪国》《千羽鹤》等作品获奖，1994 年大江健三郎因 “以诗意的想象力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本课题” 获奖，2017 年石黑一雄（英籍日裔）获奖，展现了日本文学对全球的影响力。
- 和平奖（2 个）：包括 1 人和 1 个组织。1974 年佐藤荣作因 “推动核不扩散” 获奖，2015 年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（ICAN）因 “为禁止和消除核武器而努力” 获奖，其中 ICAN 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便是日本学者。
坂口志文的关键论文发表于1995年，北川进的MOF突破则始于1997年——也就是说，他们拿到的奖，其实属于上世纪末日本科研黄金期的延迟红利。
那是一个大学经费充裕、研究岗位稳定、企业研发投入全球领先的时代。经济高速增长为基础科学提供了慷慨的土壤，日本社会也普遍认同“科学强国”的国家叙事。今天的奖项，更多是那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晶——一种历史惯性的体现。
而这种惯性并非只属于日本。
当年的美国亦是如此——上世纪中叶投入巨资于冷战科研，几十年后成果在诺奖榜上集中兑现；同样的逻辑，如今正在中国身上上演。过去二十年，中国在科研经费、研究产出和国际合作网络上完成了体系性跃迁。这意味着中国的“时间红利”正在积蓄，只是尚未到兑现的节点。
诺贝尔奖看似神秘，其实不过是“大力出奇迹”的迟到版：科研资源、教育体系与社会耐心的复合产物。日本今日的荣光，更多是历史的余温；而下一个三十年，正轮到中国登场。
31 个诺贝尔奖，21 世纪 22 个自然科学奖，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日本几十年对科研的坚守 —— 不追求短期回报，不随舆论摇摆，只专注于 “把基础研究做扎实”。对我们而言，与其纠结 “如何快速拿诺奖”，不如思考 “如何构建可持续的科研生态”：稳定的投入、自由的学术氛围、对基础研究的长期重视，这些才是孕育顶尖成果的土壤。毕竟，诺奖是 “结果”，而不是 “目标”；真正的科研实力，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积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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